扁平的科学院

八十年代以前注重民科，可是出了袁隆平、屠呦呦，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八十年代以后，注重官科，可是，出了谁，不知道？民国初年，各种学术体制都没有建立。选拔人才就凭着主管人的良心，于是，清华出现了四大导师。看看这些人的学历就知道。王国维：秀才，旅日留学，因病返回。梁启超：举人。陈寅恪，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只有赵元任是博士，但是他主修数学，选修物理，最后发展却是语言学。按照中国现行标准，跳槽子，依然是一位民科。就是这样四位学者，支起清华的一片天。到后来，博士，博士后层出不穷，却没人能称得上是导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创新领域都不会有博士。反过来说，凡是有博士的领域，必定是理论健全，等级森严，无法进行突破的地方。如果再不允许他跳槽，那就是死水一潭。这潭死水在哪里？答曰，科学院。

由于文革十年荒废，八零年以后，中国逐渐的形成了一种舆论：只有经过长时间学习的人，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创新。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绝对不会有这种机会。因为，世界发展得太快，没有一定的学历，你根本赶不上潮流。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观点。只要是对现有的知识有所突破，都叫创新。比如不丹王国提出的‘幸福指数’就是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创新。更何况，如今，教育普及已经使得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他们通过网络得到的各种信息并不比教授、院士们少。为什么中国的创新非要指望院士们？四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人是最不懂创新的一个团体。本来高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到了科技领域里面，没人敢正视这个实践。这实际上多年来不允许民科说话的结果。如果一味的把创新的任务交给最不懂创新的一群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对社会则是一种错误。道理就这么简单，可是，没有几个人能转的过弯来。最可笑的是，明明高学历是束缚创新思想的桎梏，可是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多年来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没有创新的根本原因是某些院士学历造假。

如今的科学院的院士们绝对不会害怕别人查自己的学历；当年的华罗庚倒有可能担心自己没有博士文凭。这可真是本末倒置，院士们担心的明明白白就是没有新的观点。可就是一群被忽悠的群众不相信这个最简单的事实。正是为了迎合百姓这种无中生有，庸人自扰的无聊心理，十年前，中科院布局，准备在2030年前后培养出一大批诺奖获得者来。为此建立了各种实验设施，提高了各有关人员的待遇。媒体也跟着炒作，连篇累牍的吹捧。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为了几十年没有诺奖获得者遮羞。他们把任务推给了三十年后的一代人。可是，钱却没有留给后人，那个时候，中国农村，贫苦农民的子女普遍摸不着电脑。更不要说互联网。而这就是三十年后将要获得诺奖的那一代人的状况。中科院不把钱用去给他们买电脑和上网时间，却花在自己身上，建造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新设备、设施。这和中世纪的宗教一方面标榜自己是道德典范，另一方面压榨贫民的做法有什么两样？

院士们如今的待遇都是副部级，有些是正部级以上（连同退休的有数千人之多）。有人戏称，科学院是部级干部最多的地方。一切进口药品都是免费的。这么高的待遇只要拿出一部分来给贫困儿童，就能使得穷人的孩子都能接触电脑。而科学院的做法却是毫不惭愧的把攻关的责任推给他们，自己不出一分钱。

注：不久前一位院士否认了他们具有特殊的医疗待遇。这说明，有关报道可能不实，也可能根本就是造谣，希望有关部门出来加以澄清、辟谣。

走出扁平的世界

历史上不断有人在说，世界的发明和发现已经到达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重大突破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甚至认为历史不再发展了。可是这些人说的话，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是预言某年某日是世界末日大审判一样的无聊。

不过，我们面临的世界的确显得越来越扁平。问题出在哪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为“官科”和“民科”做一个定义：什么是民科？没有官方评级，没有官方认可，没领官方薪酬的就是民科。孔子、孟子都是民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民科。亚里士多德在没有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以前，也是民科。历史上，凡是没有没有成功以前的人，都是民科。牛顿和爱因斯坦没有被聘为教授以前，都是民科。而当代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乔布斯等人，一辈子也没有大学毕业，当然是永远的民科。

那么什么是官科？官科是指某学科的各种理论完善以后，在官方的证实下，某人读完了这些理论的全部内容的人。当然，这些人中不会有创业者。可是，中国自从封建时代就根据学而优则仕的理论，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以各种形式不断的宣传，只有官科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而民科，仅仅是不入流的低能儿（由于教育普及，当代中国，即使民科也是高中毕业）。这种认识发展到了极限以后，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弹。从历史上看，就是1949年到1979年中国社会对于“官科”的鄙视，那个时代，民科受到重视，而且越是没文化越可以胡说八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本介绍养猪的小册子，封面上画了一只猪，傍边赫然写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与此同时，一群无良的“官科”不顾廉耻跟着呱噪，“知识越多越反动。”后来的笑话，人人都看到了。

从1979年到今天，那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整个倒过来，一切都是官科说了算。官科就代表了科学，几十年下来，总投资和论文数量都达到世界第一，可是成果却是倒数第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认为，关键在于没有人去认真总结一下科技成果出现时，发明者的心态。在很多时候，挫败感与成功的渴望成正比。可是，舆论则以某人已经有的成就来评价一个人。如果某人在考场上一路顺风，别人眼里，他最可靠，其实并非如此，很有可能，由于太多的‘成功’，他对成功已经不放在心里（尤其是当他把分数作为成功标准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遭受挫折后才奋起直追的。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秦始皇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因为封建时代最重视的王位合法性问题才发奋努力的。再看看那些具有世界级成就的人，也会一目了然？正是他们尚未成功年代的奋斗才是最值得研究，最有创造性。科技创新一样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怎么可能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拿到？可是，短视的媒体，只注重宣言他们成功后的行为，也就是那些无足轻重的花边新闻。可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到了那种时候已经乏善可陈，吃老本了。久而久之，人们看到的就都是一个个不明觉厉的成功人士，至于他们是怎样成功的，没人关心。此刻，官科就出场表现自己了。官科虽然寸功未立，可是，他们是已经有人认可的人，当然也算是半成功人士。就这样，鱼目混珠，官科与成功等同起来。所谓，名师出高徒吗。其实，古今中外的名师，从来没有一个出过高徒，因为，能出成果的地方都让名师抢占了先机。

在官科与民科的问题上，欧美国家解决得也不好。而目前中国解决的就更不好。不好的表现就在于，政策完全倾向官科，把民科看做多余的麻烦。过分的吹捧官科，实际是在变相的腐蚀官科，使他们得到不该得到的。过分打压民科，其实是打压这些人的创造性，使他们失去创造的信心。正所谓：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学拒深思。四十年下来，官科已经被腐败的不成样子，民科被打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官科的利益所在必定支持扁平理论，民科也是利用所在，必定反对这种理论。

我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引进竞争机制。给民科以空间，不让官科独大。双方都要兢兢业业，官科不敢为所欲为，民科必须珍惜机会。这种平衡的本身就是一门领导艺术。由于美国解决得不好，所以，它也是中国能够赶超美国的一个契机。如果不懂得这门艺术，那只好“宽严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