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断有人在说,世界的发明和发现已经到达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重大突破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甚至认为历史不再发展了。可是这些人说的话,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是预言某年某日是世界末日大审判一样的无聊。
不过,我们面临的世界的确显得越来越扁平。问题出在哪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为“官科”和“民科”做一个定义:什么是民科?没有官方评级,没有官方认可,没领官方薪酬的就是民科。孔子、孟子都是民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民科。亚里士多德在没有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以前,也是民科。历史上,凡是没有没有成功以前的人,都是民科。牛顿和爱因斯坦没有被聘为教授以前,都是民科。而当代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乔布斯等人,一辈子也没有大学毕业,当然是永远的民科。
那么什么是官科?官科是指某学科的各种理论完善以后,在官方的证实下,某人读完了这些理论的全部内容的人。当然,这些人中不会有创业者。可是,中国自从封建时代就根据学而优则仕的理论,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以各种形式不断的宣传,只有官科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而民科,仅仅是不入流的低能儿(由于教育普及,当代中国,即使民科也是高中毕业)。这种认识发展到了极限以后,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弹。从历史上看,就是1949年到1979年中国社会对于“官科”的鄙视,那个时代,民科受到重视,而且越是没文化越可以胡说八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本介绍养猪的小册子,封面上画了一只猪,傍边赫然写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与此同时,一群无良的“官科”不顾廉耻跟着呱噪,“知识越多越反动。”后来的笑话,人人都看到了。
从1979年到今天,那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整个倒过来,一切都是官科说了算。官科就代表了科学,几十年下来,总投资和论文数量都达到世界第一,可是成果却是倒数第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认为,关键在于没有人去认真总结一下科技成果出现时,发明者的心态。在很多时候,挫败感与成功的渴望成正比。可是,舆论则以某人已经有的成就来评价一个人。如果某人在考场上一路顺风,别人眼里,他最可靠,其实并非如此,很有可能,由于太多的‘成功’,他对成功已经不放在心里(尤其是当他把分数作为成功标准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遭受挫折后才奋起直追的。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秦始皇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因为封建时代最重视的王位合法性问题才发奋努力的。再看看那些具有世界级成就的人,也会一目了然?正是他们尚未成功年代的奋斗才是最值得研究,最有创造性。科技创新一样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怎么可能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拿到?可是,短视的媒体,只注重宣言他们成功后的行为,也就是那些无足轻重的花边新闻。可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到了那种时候已经乏善可陈,吃老本了。久而久之,人们看到的就都是一个个不明觉厉的成功人士,至于他们是怎样成功的,没人关心。此刻,官科就出场表现自己了。官科虽然寸功未立,可是,他们是已经有人认可的人,当然也算是半成功人士。就这样,鱼目混珠,官科与成功等同起来。所谓,名师出高徒吗。其实,古今中外的名师,从来没有一个出过高徒,因为,能出成果的地方都让名师抢占了先机。
在官科与民科的问题上,欧美国家解决得也不好。而目前中国解决的就更不好。不好的表现就在于,政策完全倾向官科,把民科看做多余的麻烦。过分的吹捧官科,实际是在变相的腐蚀官科,使他们得到不该得到的。过分打压民科,其实是打压这些人的创造性,使他们失去创造的信心。正所谓: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学拒深思。四十年下来,官科已经被腐败的不成样子,民科被打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官科的利益所在必定支持扁平理论,民科也是利用所在,必定反对这种理论。
我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引进竞争机制。给民科以空间,不让官科独大。双方都要兢兢业业,官科不敢为所欲为,民科必须珍惜机会。这种平衡的本身就是一门领导艺术。由于美国解决得不好,所以,它也是中国能够赶超美国的一个契机。如果不懂得这门艺术,那只好“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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