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数学仅仅是360行中的一行。也许它需要的思考时间比别的行业长，而能够达到这样深度思考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但毕业后，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很多其他知识的社会。并不是最难学的，最玄妙的就是社会最需要的。就好象最贵重的商品不一定就是最适用的一样。
少年班成立的1978年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时代。文革之中的领导阶层吃尽了不读书，没文化，闹笑话的苦头，于是，简单的认为，只要用功读书，就有了一切。文革中的群众也发现，只要稍微读一点书就常常能够牵着领导的鼻子走。这就造成了在上层宣传知识无用论的同时，下层的人民却逐渐体会到知识的用途。说它是一种逆反心理也不为过。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压力反而变成了学习的动力和生活的信心。就是这种压力和信心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独立思考的科学家。但是，改革开放后，刻意把知识分子捧上了天，真正的知识分子依然不计名利、怡然自乐，所谓，‘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雨替人愁。’但是，由于这些人不懂钻营，于是，一个个中国特色的知识宝座，比如权威、大师等等都被那些会钻营的人占据了。说白了，强力推行的这一套做法还是来自一种想当然，不切实际的思路，与大跃进的异想天开没什么不同。都是不肯下功夫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只求一夜之间变成伟大的科学家。这就是‘少年班’被出台的背景。当时由于没上过学的人太多，人们对于学习的认识非常模糊，以为学习就是一种熬年头的变化。年头越多，越有知识，越聪明，越是什么都成。
与此同时，当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队伍也是参差不齐。欧、美留学的人，至少是49年以前的事情，当时的年纪也不小了。留苏的一般是50年代初的事情，刚刚过景。但是，物以稀为贵，当时的条件使得这些人成了舆论吹捧的对象，不论他有没有过贡献，都被看作是权威，因为没有别人，所谓猴子称大王。其实，就算是文革前的科学院，甚至49年以前的科技力量也乏善可陈。在二、三十年代，只要有条件出国，从海外带回点什么新玩意就是权威。有很多人就是靠着这种优越的条件，而非自身努力成功的。到了49年以后，又出现了另一大类的权威，他们是以革命者的背景进入到最高学术机构的，比如陈伯达。他们其实是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成为权威，与学术界的正常评价毫不相干。可以说，中科院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单位，而是半政治半学术的机构。本来先天不足，却还得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过去他们不承认诺奖，现在大概是玩不出自己的花样，突然心血来潮，要求诺奖承认他们。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很多人无法弄清真相。因为当年保密工作做得好，一般人轻易得不到最新的国外资料。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的条件下。科学院建立了自己的‘高大上’形象。
一旦到了人人都有出国条件，人人都有平等的获取资讯的时代，那一套做法和想法就不值钱了。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界编造了一个理论：历史上有成就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以前做出的成就。言外之意，我们因为文革的耽误，已经不会再有成果，只能吃点闲饭，目的是承前启后。因此，希望就寄托在少年班的身上。后来的权威们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于是就没完没了的设计后代子孙的事情，今天管这个，明天管那个，因为，不管的话这些人实在是没事可做，而反正管了也是集体管，用不着谁来负责。更有一层，被设计的是一群人，而非一个人，以后就算是没能搞出什么名堂，也有相互推诿的办法。再往后就是十几年前设计三十年后得诺奖的一代人。从78年设计到了如今，四十年快过去了，什么也没出。历史上很多人把解决不了的事情推给后代，徐福采不到仙药，就找童男童女帮忙。医生治不好病就用童子尿给人喝。而西方的十字军则送出上万的儿童去说服伊斯兰教国家改变信仰。大跃进的时候出现过一位用水冲击刀片形成超声波的少年天才。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现过一批类似耳朵听字的神童，这种把戏能解决什么问题？就算真有少年天才，但只要那个承认机制本身自就甘愿平庸，乡愿主义，市侩思想，那么这些天才的结局就只能是一种消费品。
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伤仲永》。王安石说；他的天赋，比一般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因为，没有受到正常的后天教育。少年班的出现应该让王安石大吃一惊。他要是活在今天，看看少年班每年都接收一批天才，而教育的力度比其他任何学校都大，可是，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王安石应该如何解答？
我倒是比较欣赏澎湃上一篇文章的观点：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0338
“如果说社会对它的下一代有什么义务，应当是给青少年创造这样一种条件，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融入群体，不受瞩目也不被忽略。他们不用惧怕老师的暴力或者同学的霸凌，与众不同的孩子不被孤立，默默无闻的孩子也不被漠视。它应当让孩子们可以广泛接触到和自己出身、性格、家庭条件、生活习惯都有差异的小伙伴，开阔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了解和欣赏参差多态的世界，学习如何尊重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人。它应当给学生打开尽可能多的窗户，让他们见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不必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束手束脚。这才是我们作为社会的责任。”
对于这段话，我想再加上几句：不必因为自己的能力被时尚否认而束手束脚。外界的吹捧，往往变成腐蚀，外界的贬低，不是伤害就是鞭策，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大学者未必能培养出大学者来。但是，大学者一定能够辨认出大学者来。
在这个官科当道的时代，说不定创立一个‘伯乐奖’只表彰个体成功人士的第一个发现者，比如，为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的编辑，屠呦呦第一次设想的支持者等，更能有益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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