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考定终身’

在创新领域中，并非学而优才是最好的。所谓创新是一个碰运气，类似赌博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都带有赌博的色彩。就像是赌马，好的赌徒对专业精益求精。他们不但要知道每匹马前几次比赛的速度，负重情况，年龄，性别，父母，赛场的地面是湿还是干等等，还要在赛马当天的早上到马厩去观看马在遛早的时候，情绪如何。最后才能依靠百分之七、八十的胜算吃这碗饭。他们的敬业精神远远超过官科在教室中的夸夸其谈。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创新才变得格外的有价值；因为那是用钱，用教学得不到的东西。只要有一天变成了确定性的东西，那它也就失去了价值。

中国百姓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将专家、教授固定化、模式化、菩萨化所谓不明觉厉。因此，一旦哪位教授、院士出轨，媒体大惊小怪。而其实，他们也是人，分分钟都会表现出人的特性；贪婪。也许他们贪图的东西和你不一样。但想一想，世界上有哪种生物是忘我无私的？

在初等教育中使用考试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到了研究创新阶段，处处按照考试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就没有意义了。考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说出谁是谁非。可是，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量的使用考试、其实就是大力宣传是非。它的后果就是中国的是非特别多，没一样有用的。除此以外，一个人为了弄明白这套是非的运作方式，表达方法和八股，基本上耗到三十岁，好不容易耗完了，一看周围，没几个人能耗下来。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不是靠成果而是靠程序）。再也不肯拼搏了。一来拼搏有风险。二来也该歇歇啦。人人都这么想，这个世界怎会不扁平？这就是韩非眼中的蠹虫。

关爱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基础。懂得关爱才能找到灵感，就像赌徒关爱马匹。好的民科就像是好的赌徒，而官科往往被程序弄得忘记了关爱。如果不弄清楚官科和民科的本质，没有学术民主，无论怎么改革都没有用处。比如考试制度。一考定终身遭到强烈的批评以后，官科却利用舆论找出弄钱、弄权的办法。新的花样就是不停的考试，让你永远没有时间关爱别的东西。过去经过一次考试后，还有一些人能够在考完了以后，松一口气，改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如今则是，终身考试、考核消耗你的神经和精神。永远甭想有自己的想法，直到退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只要按照体制程序进行就成了。

读书本来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知识的过程，可是，经过官科的介入以后，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就变成了小心约束自己的一道道枷锁。中国的考试之多，可以让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都完不成。而这些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那些科技诸侯相信某人是否和自己的观点一致。（其实，考了半天也未必能知道什么，倒是好多人都学会了说假话。）

学生要用考试证明自己的实力，老师为了用考试来证明自己的公正，双方费了半天力气，都和科技创新无关。

考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考学生记忆了多少东西。用这种方法根本无法了解学生的想象力到底是丰富还是贫乏。一个创新的时代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而需要大量记忆的东西都能被电脑取代，比如医疗诊断，比如律师诉讼，比如工程设计。

西方国家学历越高越不好找工作。很多博士生在求职的时候，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学位，假装本科生。因为有严格的规定，博士、硕士和学士的工资不一样。国外的单位愿意承认的一般是本单位培养的博士和硕士。所以，学位不重要，信任才重要。这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中国的工作单位将这个义务与权力都交到大学的手里。

在中国，考试有时是为薪酬找一个理由。可那不是公平的理由。古人云，“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企业的发展，创新的成功是不能用简单的刑、赏来推动的。一位希望有更多的创新成果的领导倒是应该学一学“赵襄主学御”。

反过来说，西方国家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原因是，各种企业包括某些医院，学校也都是私人企业，要是利用职务营私舞弊，那不是自毁前程吗？相对来说，中国的用人单位国企居多，谁也不敢放手让他们自己选拔博士和硕士。因为国营单位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企业不是自己的，只是晋升的阶梯而已。从原则上讲，这种领导选拔的人才不是为企业牟利，而是为自己晋升。最终，人才的评定只好推给大学。无论这些大学有没有实际经验，反正他们是法定的评判官僚机构。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评定任何人的权利来自各个用人单位的各种大脑。而中国的评定标准只出自几位学术权威的几个大脑。中国总想以少数人的智慧去决定一切，而西方国家则是让尽量多人的智慧来评价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西方人似乎更加赞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

真理有标准吗？

常听人说：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刘德华唱的歌“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充满了娱乐色彩。因为这是最容易说的空话。而最难办的事情却是：根据什么来评判一件事情是好，是坏，是正义还是邪恶？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只有金钱和权术，那么，神经病人可以将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

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制定好与坏的标准就等于要求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发展的蛊惑。既然不是所有人认同的标准，当然，最后的失败也是注定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界讨论过真理的标准。但那不是科技标准，而是社会标准。当时，人们推崇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句话来解释中国科技是不好使的。因为，四十年来，中国科技乏善可陈可是科技经费却逐年增加，根据什么？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任何标准。孔子以礼为标准，所谓存在即合理。最早的科技标准应该来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被数字所表达。有了数字的表达，当然什么都一目了然。可遗憾的是，他本人因为不承认世界上存在无理数而杀害他的弟子，发现无理数的希伯斯。希伯斯虽死，但是，人们倒真的认识到，数字表达的真理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即使毕达哥拉斯本人的丑恶嘴脸也被暴露无遗。从此，希腊人对数学有了一种神圣的崇拜。古希腊的三大几何学难题都与神、信仰和名誉联系到了一起。柏拉图甚至提出要从一切语言中寻找一种类似数学的东西来，作为语言的逻辑。这就是后世的语法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到后来变成了反逻辑的东西。

可是，在中国，直到今天，各种研究数据都掺杂了水分。中国是发明考试制度的国家，考试制度曾经为中国的历史以及灿烂的文化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信息社会到来之际，考试制度却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分析一下考试制度的本质就知道。考试制度是寻找一种让别人认可的机制。一个没有背景的青年，能够让别人理解并信任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考试来展示。但遗憾的是，当今的世界，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考试都不会对发明创造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发明创造是无法用考试来比较出来的。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发明创造。所以，折腾来，折腾去，大家都在忙于科技创新以外的东西。对于科技创新来说，这些人其实都是不务正业。而穷国和富国的根本区别就是富国懂得发明创造，穷国只能抄袭富国的过期思想。

西方国家大力赞扬中国的教育制度，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廉价，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为了实现西方人的想象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任何想象力要成为现实，必须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认真的完成。就这样，东西方完美的做到了优势互补。

考试本来是学生与老师交流的一个渠道。但是，当它与一个人的前途挂钩以后，就成了相互斗心眼的工具。现代很多人查阅的资料可能比教授还多，但是，考试是按照教授的思路来考，因此，实际上是徒增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教授的目的是能让学生分出等级来，并非了解每个学生的水平。

科技的发展，实际上迫使人人必须平等。古代人，只有贵族可以习武，在单打独斗的时候，他们精良的装备使得他们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当自动抢发明以后，这个优势就没有了。任何人只要一枪在手，无论你怎么训练也无济于事。同样，在人人都有能力上网查找资料的今天。任何人想要出一些难题难倒别人，易如反掌。考试因此变成一种特权，它其实就是让青年人根据考官的思路来消耗自己的生命，让考官们有一个可以淘汰你的借口，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证实一下，他是你的上级，有权左右你的生命。好多矛盾就是这么无中生有的制造出来了。对于考官来说，想要考别人，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出高水平的题。如果是上网就能解决的题目，别人也会上网查找题目来考你。所以，我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对考题的监督机制，就是每次考试以后，由学生对这次考题进行分析和评判，看看有没有水平。从此，也让学生懂得，考题为什么只能这样出，不能那样出。同时，将这些实名评论公布到网上，也算是学生们的一种展示平台，供用人单位参考。而对于教授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对于无法量化的事物来说，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变化的表述，他存在于不断的辩论中，没有辩论就没有标准。没有对立面的绝对标准，往往演变成赵本山卖拐。

精英教育之荒唐

精英教育的支持者认为：没有基础知识的民科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发明者。在现代社会，要想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必须有坚实、过硬的学术功底。否则，只能是异想天开。

也许这话有些道理，但问题是，一个被称作有扎实的功底，受过严格训练的人，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此人的思维被拘束在某一范围内进行，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学术创新和武林秘籍是两回事，并非演练越久，记忆时间越长越能取胜。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我们用力学公式做解释。在古代，亚里士多德根据掷铁饼时，当铁饼从手中飞出后就具有了速度，他想，那么是不是等于说，力就是速度与质量的乘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更多的人去研究，于是便成为了当时的真理。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用它来进行研究，所谓训练有素，就等于说：“更加深刻的领会力等于速度乘以质量的重要意义。”可是，过了两千年，突然有一天，一位愣小子站了出来说，“不对，力不等于质量乘以速度。”可想而知，那些训练有素，功底扎实的学者们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大骂‘是谁让这个愣小子跑到象牙塔里面来捣乱？还不赶紧让他滚蛋！学校主管是干什么吃的？’的确，当年的英国皇家科学院在院长虎克（虎克定理）先生的领导下就极力的排斥过这位愣小子。这位愣小子的名字就是牛顿。他坚持认为，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而非速度。此后，牛顿力学就在逐渐衰弱的反驳声中主导了物理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所有人都相信牛顿力学是绝对真理。就连文学作品“基督山恩仇记”也用‘想要推翻牛顿定律’来描写痴心妄想的人。但是，二十世纪初，又出了一个愣小子，他说，牛顿定律并非绝对真理，当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这个关系式并不成立。一听到这话，全世界二百多名物理学教授联名反对。但是，结果，这位愣小子说的话被证实是对的，而那二百多名教授反而是错的。这位愣小子就是爱因斯坦。据说，爱因斯坦发表论文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七位学者理解他。我相信，这七个人考牛顿力学的时候，分数都不高，而那二百位反对者的分数都不低。

有人认为，远古时代的丛林中生长着许多猴子。当食物短缺的时候，猴群出现矛盾，结果是强者称霸武林，弱者被赶出森林。这些弱小的猴子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最后变成人类，而那些称霸武林的猴子，依然在那里称霸。我要说的就是，当年，武林对猴群的精英训练就是四肢的肌肉。但是，那些非精英却训练另外的方面—大脑。后来，农业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没有在农业劳做中继续竞争，而是专门学习各种知识，包括战争知识，管理知识，结果，他们成了统治者。此后，这些人看到书本上的知识这样有用，就按照既定方针，拼命想要掌握书本上所有的知识。他们认为，只有读书人才能管理别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结果，这套理论，连同那些书籍被西方发达的商业资本打得落花流水。再往后，这些人也学起西方人的样子经商，沐猴而冠，结果却出现各种腐败。

这样转了一圈下来，读者是否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精英应有的训练方向？”是肌肉还是古代典籍，是科举考试还是商业经营？如果方向没有定下来，那么，根据什么来判定一个人是否训练有素？

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发现，寻找方向的困难程度远远大于训练本身的困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教改怎样变化，大学以后的教育永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为，教育者本人根本不知道未来社会如何变化。比如，过去的大学里面，电脑程序设计仅仅是一门副科。现在，它不但成为主课，而且还出现了很多为它设置的副科。更有甚者，电脑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学的课程，等到出来后，往往已经过时。

所以说，所谓的训练有素，在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飞速的变化根本没给你正景八摆的训练的时间。过去，专业选定后，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学习。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师和学生所能获得的信息是一样的。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如何寻找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努力的可能。而有关方向的问题是谁也教不了的；在千变万化的人生面前，谁也不能替别人负责。这样一来，官科就的优势就不再了，一个项目，从申请到审批通过，可能需要三年，三年一过，物换星移，什么都变了，可你还要做三年前的项目，因为，连工作带经费刚刚批下来，你改主意了，怎么成？虽然如此，有些最基础的知识却是人类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最基本的就是语言，作为中国人，不能背下几十篇古文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不够格。另外就是数学，没有高中的数学水平，的确是寸步难行，因为，最简单的书籍也是作者认为你已经具有高中文化水平而撰写的。没有这个基本知识，当然什么也看不懂。或者说，你需要自学高中数学后才能看得懂。除此以外，我不认为大学专业课程在家里学和在教室学有什么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恒心和毅力，所以，这方面的培养才是关键。

以上种种现象中能够看出，当今世界根本就没有精英。但是，并不是没有英雄，所谓的英雄就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在某一个特定的角度与环境中找到别人没有发现、没有看到和没有重视的东西加以放大，为人类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的人。

泰山一掷vs滥竽充数

科学创新有时需要拼命。诺贝尔做实验的时候，弟弟被炸死。居里夫妇发现镭的时候，不知道辐射的厉害，因此，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莱特兄弟实验飞机以前，不知道多少人摔死。现如今还有哪位院士有这种雄心壮志。再看看民科中是否有这种人就知道为什么科学院一定不会出成果了。

科技创新和花多少钱并不成正比。如果能够成正比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版图都不会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异军突起，正是由于它能无中生有的变出钱来，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中国的加速器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天文望远镜是世界第一，计算机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可是，那些使用这些设备的人中间有没有世界第一？为什么，使用这些设备的理论及方法都来自西方国家。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创新，天天制作最先进的设备，等着外国人来使用，中国岂不成了一个科技设备的世界工厂？希望媒体不断关注下去，看看这些设备到底是怎么应用的？是怎样产生世界一流人才的？由于这些投资，中国的哪一位学者找到了重大突破？这些设备在花钱购置的时候，曾经紧锣密鼓，希望不要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集体失声。

另外，经济效益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自古就有把炫耀放在第一位，利益放在第二位的传统。所谓的进贡制度就是这么回事，面子比里子更重要。郑和下西洋则把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劳民伤财就是为了让别人说一声好。相比之下，哥伦布的船比郑和小的多，成本也小得多，可是，获得的财富却远远超过郑和。最后，甚至得到大片的土地。比较郑和与哥伦布的经历可见一斑，郑和是散财童子，到处受到欢迎，哥伦布是侵略者，到处搜刮财物，到处受到敌视和暗杀。在经济问题上感情往往从反面告诉人们，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更何况，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不计成本的炫耀已经使得国家入不敷出了。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不但不能炫耀，反而遭人耻笑。1970年美国波音747投入运行，十年后，中国的大飞机运-10也飞上了蓝天。美国试制成功后，大发横财，而中国的第一架大飞机则进入了博物馆，成为炫耀的标本，大肆宣传后，无人问津。希望中国各种第一的设备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炫耀一番后，搁置并不用。老百姓用手工作坊一分一分挣来的钱，经不住学术权威的大肆挥霍。科学技术不是为了赚钱的吗？怎么发展了半天，中国的人均GDP还是那么落后，而且各媒体对此总是讳疾忌医？希望加速器的世界之最，天文望远镜的世界之最，计算机速度的世界之最，论文数量世界之最等等，能够弄出一点名堂来，使人均GDP有所提高。因为，各种设备的先进在于人类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媒体的炫耀价值。比如是世界计算速度第一的电脑，应该跟谷歌在棋盘上较量一下？

最近几天，媒体又开始大肆宣传科学院的丰功伟绩。因为中国在科技论文的数量上蝉联世界第一。按照这个数量，中国本该是世界科技大国，甚至是世界科技第一大国。可遗憾的是，中国每年到国外学习科技专业的留学生，远远高过其他国家来华学习科技的留学生。为什么世界第一的论文数量，换来的是中国学生跑到那些第二、第三的国家学习科技？

中国的科学院是一种仿照翰林院建立的体制。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封建主义的他体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在一种知识不再发展的假设之上，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智慧到这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科学院的院士们可以根据已经有点知识做任何事情。可是，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人类的知识根本就没有止境。尤其是信息时代，想要将所有的知识封存在一个机构里面好比是海水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