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一考定终身’

在创新领域中，并非学而优才是最好的。所谓创新是一个碰运气，类似赌博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都带有赌博的色彩。就像是赌马，好的赌徒对专业精益求精。他们不但要知道每匹马前几次比赛的速度，负重情况，年龄，性别，父母，赛场的地面是湿还是干等等，还要在赛马当天的早上到马厩去观看马在遛早的时候，情绪如何。最后才能依靠百分之七、八十的胜算吃这碗饭。他们的敬业精神远远超过官科在教室中的夸夸其谈。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创新才变得格外的有价值；因为那是用钱，用教学得不到的东西。只要有一天变成了确定性的东西，那它也就失去了价值。

中国百姓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将专家、教授固定化、模式化、菩萨化所谓不明觉厉。因此，一旦哪位教授、院士出轨，媒体大惊小怪。而其实，他们也是人，分分钟都会表现出人的特性；贪婪。也许他们贪图的东西和你不一样。但想一想，世界上有哪种生物是忘我无私的？

在初等教育中使用考试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到了研究创新阶段，处处按照考试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就没有意义了。考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说出谁是谁非。可是，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大量的使用考试、其实就是大力宣传是非。它的后果就是中国的是非特别多，没一样有用的。除此以外，一个人为了弄明白这套是非的运作方式，表达方法和八股，基本上耗到三十岁，好不容易耗完了，一看周围，没几个人能耗下来。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不是靠成果而是靠程序）。再也不肯拼搏了。一来拼搏有风险。二来也该歇歇啦。人人都这么想，这个世界怎会不扁平？这就是韩非眼中的蠹虫。

关爱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基础。懂得关爱才能找到灵感，就像赌徒关爱马匹。好的民科就像是好的赌徒，而官科往往被程序弄得忘记了关爱。如果不弄清楚官科和民科的本质，没有学术民主，无论怎么改革都没有用处。比如考试制度。一考定终身遭到强烈的批评以后，官科却利用舆论找出弄钱、弄权的办法。新的花样就是不停的考试，让你永远没有时间关爱别的东西。过去经过一次考试后，还有一些人能够在考完了以后，松一口气，改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如今则是，终身考试、考核消耗你的神经和精神。永远甭想有自己的想法，直到退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只要按照体制程序进行就成了。

读书本来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知识的过程，可是，经过官科的介入以后，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就变成了小心约束自己的一道道枷锁。中国的考试之多，可以让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都完不成。而这些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那些科技诸侯相信某人是否和自己的观点一致。（其实，考了半天也未必能知道什么，倒是好多人都学会了说假话。）

学生要用考试证明自己的实力，老师为了用考试来证明自己的公正，双方费了半天力气，都和科技创新无关。

考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考学生记忆了多少东西。用这种方法根本无法了解学生的想象力到底是丰富还是贫乏。一个创新的时代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而需要大量记忆的东西都能被电脑取代，比如医疗诊断，比如律师诉讼，比如工程设计。

西方国家学历越高越不好找工作。很多博士生在求职的时候，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学位，假装本科生。因为有严格的规定，博士、硕士和学士的工资不一样。国外的单位愿意承认的一般是本单位培养的博士和硕士。所以，学位不重要，信任才重要。这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中国的工作单位将这个义务与权力都交到大学的手里。

在中国，考试有时是为薪酬找一个理由。可那不是公平的理由。古人云，“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企业的发展，创新的成功是不能用简单的刑、赏来推动的。一位希望有更多的创新成果的领导倒是应该学一学“赵襄主学御”。

反过来说，西方国家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原因是，各种企业包括某些医院，学校也都是私人企业，要是利用职务营私舞弊，那不是自毁前程吗？相对来说，中国的用人单位国企居多，谁也不敢放手让他们自己选拔博士和硕士。因为国营单位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企业不是自己的，只是晋升的阶梯而已。从原则上讲，这种领导选拔的人才不是为企业牟利，而是为自己晋升。最终，人才的评定只好推给大学。无论这些大学有没有实际经验，反正他们是法定的评判官僚机构。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评定任何人的权利来自各个用人单位的各种大脑。而中国的评定标准只出自几位学术权威的几个大脑。中国总想以少数人的智慧去决定一切，而西方国家则是让尽量多人的智慧来评价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西方人似乎更加赞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