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数学是小学必学的课程，也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其他的一切免谈。数学是一种比文字更加奇妙的表达方法。凡是由数学表达的世界，无论是‘其大无外’还是‘其小无内’都可是用一个公式使人一目了然。此外，由数学表达的世界虽然是一个变化的世界却又准确无误，不会出现任何歧义。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儒家教育中几乎没有数学的影子。也就是说，中国人理解语言现象的时候，缺少了一个关键的工具。中国人用几何来理解语言，最多只认识到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是，早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万物皆数’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推动力现代科技的发展。可想而知，西方人是多么希望用数学来描绘语言现象。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这个想法就已经出现。在R.H.Robins所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语言学简史’1997年第四版，第29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古希腊的语音学和音位学虽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它们却都建立在说与写混同的基本单位composite
unit之上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带有语音学意义的字母。
尝试对于发音的规范，产生了音节这个单位。”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composite unit它是将具有差异的事物放在一起考虑的单位，举例来说，一个苹果和一个梨是无法计算的，除非统一它们的单位，比如水果。从此可以推断，古希腊人建立的语言学单位，实际上是要为了进行计算做准备的。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个准备也没有完成。百科全书在总结当代语言学的时候悲惨地写到(P3189)：“由于（形、音、义中）没有一个因素是确定的，当然也没有一个因素能够被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所确定。”而发音是音、义、形三者当中，最可能的突破口。发音是一切语言的最原始的形式。它的重要性至少从语音学、音位学一直延伸到了词法学的研究。在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573页上的‘词法历史’Morphology History中认为：“从古希腊的哲学家直到现代的自生语法学派，词法的含义已经从注重词法的逻辑结构转变到注重其音位学上的形式了。”新语法主义则进一步认为，语法实际上是以词法及句法上的各种变化来适应发音上的变化需要。P4301这样写到：“在人类发展史中，说话先于书写的事实被许多现象所证明。比如，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只有书写文字而不能被发音表达，但是有很多语言能够被说出却没有文字。从婴儿先学说话，后学写字的现象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 P4308“1970年，Chappanies在John Hopkins大学(baltimore
USA)对人际交流的各种方法如：声音，手写及录象等对比发现，声音是所有交流中最快的手段。” “不论古代那些高不可攀的学者将语言看成怎样的哲学对象，说到底，它研究的不过是一个个单独的字母－－并通过它表现的一个个的声音单位－－语言学家应该从这些最基本的材料入手才能够得到最可靠的结果。这是经过人类无数次经验，尝试，错误和挫折后才得到的认识。”P3479“将各种语言进行进一步的比较，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发音规律及其类推原则，是在同一基点上理清各种语言，方言发展头绪的钥匙。”P4058中Osthoff与Brugmann提出：“只有以声音为基础的研究才是最踏实的科学研究。”虽然我们知道了发音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人比喻这种现象就好象是盖房一样；当基础还是摇摇欲坠的时候，没有理由再在上面添砖加瓦。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多数语言学理论都是将古代的理论从新整理，或者用新的方法叙述。因此，了解一下古代的语言学理论是有必要的。在柏拉图的对话Cratylus中苏格拉底与一个希腊青年讨论了语言的起源，重点是单词的词形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讨论的焦点在于，词形的产生是与大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还是约定俗成，由大家公认的符号？对话的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结论。 此后，自然主义的斯脱爱克斯Stoics(这个词本身就有“道”或“理由”的意思，而且，它的教义也很像中国的道教)学派认为“词汇是自然形成的，词汇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模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有人称这样形成的文字是象声文字Onomatopoeia。斯脱爱克斯学派认为‘模仿声音’是所有基本词汇的来源。这个观点很可能是受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而得到的。一个来自客观的自然界的词汇的产生是任何成年人都能凭自己的认识而得到的，只要遵守客观的规律，不必要和谁商量就可以决定。它也表现了古希腊人对自然美的追求。如果它能成立，那么语言的异化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因为，大家都以同样的客观的标准来改进自己的语言，迟早是要归为一统的。斯脱爱克斯学派侧重自然主义立场与他们侧重于自然是指导真正的人生的唯一依据的立场一致的（道法自然）。但是当古希腊人将眼界伸展到其他语种的时候，他们发现，象声主义的声音符号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有限了。更多的词汇是任意或者人为地产生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则否认这个观点。他提出，如果拼音文字是一种象声文字Onomatopoeia，那么为什么各国语言中，代表同一事物的词汇发不同的声音？亚氏认为，词汇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一种约定、公认或习惯。同一组声音，人们给它赋予什么意思，它就代表什么意思。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讲，语言是一套由习惯而产生的交流工具。它与其所代表的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亚里士多德坚定地捍卫了惯例主义的观点：“语言就是惯例，因为没有任何名字是自然产生的。”象声主义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因为象声文字在每种语言中都不一样，而且每种语言中声音的排列也不一样。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新词汇怎样从旧词汇创造出来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词源学Etymology。亚氏认为，既然词汇是约定、公认的，那么它们就可以进行人为的更改，一旦这种变更被人们接受，语言的效力依然没有改变。而斯脱克斯学派的词源学理论则更注重研究词汇的原始形式，这种研究认为，象声文字是词汇的最初形式，但后来这些最初的词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异。斯脱克斯学派的词源学是希望将语言追溯到一个无需证明的“自然”之源，因为在自然主义的眼里，仅仅是时代改变了词汇的最初的形态。可是，说来说去，欧洲语言的语音单位是音节。每个音节的关系就好比苹果和梨的关系，无法用一种类似‘水果’的单位统一起来。比如，a是一个音节，be是一个音节，left是一个音节，sprint也是一个音节。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每个音节中含有一个元音。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共同点了。音节的定义多少与希腊人想炫耀自己是元音的发现者有关。但是，单词中的元音无法成为语言学的基本计算单位，因为，它们与时间或者空间没有确定的关系（不像普通话中的字，与时间严格的对应）。为了能够找到可以计算的，统一的单位，西方国家发明过不少单词来描绘声音。比如segment‘音段’ variphone；facultative variant；combinatory variant；free variant； archiophoneme；morphophophonemic；microphoneme；toneme；chroneme；juncture phoneme等等词会。这些词汇在普通的词典上都不收录，可见当时人们讨论语言的时候是多么的投入。从此也能看出，为什么整个西方世界研究语言的作品总字数远远超过二十四史的字数。
各个时代都有人希望从象声文字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百科全书P4067列举了这种想法不可能的一面：英语中的杜鹃是cuckoo，显然是根据它的叫声来创造的，但是法语中的杜鹃却是coucou，西班牙语cuclillo，意大利语cuculo，罗马尼亚cucu，德语Kuckuck，希腊语kόkkyx，俄语kukushka；非印欧语种中有：凶亚利语kakuk，芬兰语käki。而鸡叫声的单词也不一样，英国鸡的叫声是cock－a－doodle－doo，瑞典鸡kuckeliku，丹麦鸡kykeliky，法国鸡cocorico，西班牙鸡coquelico。打鼾的声音在英语中是 snore德语中是schnarchen，荷兰语中是snorken，拉丁语中stertere，法语ronfler，西班牙语roncar，俄语šeptat’，凶亚利语horkolni，土耳其horla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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